竹，可谓是雅俗共赏。在文人墨客的眼中，它是高雅的化身，有着虚心、坚韧、挺拔的品质；而在草根百姓的眼里，它则是吉祥的象征，素有“竹报平安”和“茁壮成长”的寓意。记得在我当年居住的撮造山巷祖宅内，拥有一块花圃，就栽有大片翠竹，倩影婆娑，凤尾吟吟，留下最美的印象。以后，我结交了许多画家，有些还成为挚友。但其中令我永难忘怀的却是四老一少五位画竹高手的画竹和馈画之情。

　　按照相交的顺序，第一位让我深切怀念的是童雪鸿，他和我结交于1952年冬，以后即交往不断。在此期间，他多次赠我字画，但皆为隶书和梅兰小品。直至1956年秋，我担任省暨合肥市国庆集会游行的仪仗大队大队长后，很有点飘飘然。童老为了给我以劝诫，特地送我一幅墨竹，只见画面绘有挺拔向上的数竿修竹、夹杂着破土而出的几颗竹筍，枝繁叶茂，生气勃发。并题诗两句：“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更虚心。”我接画后向童老会心地一笑说：“谢谢教诲。”

　　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去工厂监督劳动。此时，许多亲朋好友大都和我划清了界线，唯有童老得讯后，立即派他的夫人方春晖到我家探望，并赠画给我。此画是在一尊太湖石旁，丛生着一簇风前摇曳之竹，边题两句小诗：“玲珑石无语，虚心竹低头。”从此，我牢记着这两句处世格言，躲过了十年浩劫。但童老本人却在“文革”初期横遭迫害，愤而跳楼自杀，以死抗争。“文革”后，方春晖夫人得知我收藏的字画在浩劫中悉数被焚，特地挑选一幅题有“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更虚心”的墨竹，送给我留作纪念。

　　第二位令我永难忘怀的是徐子鹤，我们建交于1956年，他以北派山水著称于世，所以他送我的第一幅画即为黄山。“文革”初期，徐老被关进省博物馆牛棚，因伙食太差，又不准家中送饭，于是，徐老的夫人便来找我帮忙。恰好，进驻省博物馆的工宣队是由合肥粉末冶金厂派出；而工宣队长和专政队长又都是我的朋友。所以，第一次由我送饭，便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以后就改由徐夫人直接去送，也同样备受优待。不久，徐老解放，特地画一幅四尺整张的墨竹赠我，表示谢意。徐老画竹师法文同、赵孟頫而自成一家：清雅刚健，情趣盎然，达到雅俗共赏。

　　1974年初夏，徐老因心肌梗阻多次发作，返回上海治病，直至去世，在每年春节前，他都要寄一幅墨竹给我，寓意“竹报平安”。有时，有些朋友去上海，我每次都委托他们去徐老家中代我问候，徐老每次都赠送来人墨竹一幅致谢。

　　第三位使我牢记不忘的为黄叶村，我俩订交于1963年秋。当时，我在工人文化宫任宣传组长，经常请一些老红军为青年工人讲革命传统，其中有一位老红军叫郭景山，时任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为人开明，没有“左”气，与我很有交情。有次，郭约我去他家陪客吃晚饭，原来，客人就是黄叶村。饭后，黄老即兴挥毫，赠我一幅墨竹。从此，黄老与我结缘，每次由芜湖来合肥，他都要到我家看望，每次都赠我以画有各种姿态之竹。有时我邀请他去亲友家作客，他总要作画赠之，表示感谢。

　　粉碎“四人帮”后，黄老声誉日隆，他那豪放多姿，虚心劲节的墨竹，不仅得到广大市井小民的喜爱，还受到许多学者教授的称赞，被誉为“江南一枝竹”、“板桥后一人”。

　　然而，黄老依旧保持着谦谦君子的本色，不求名利，淡泊自甘。在此期间，我曾多次推荐他去参加工厂企业的义务笔会；以及为市政协、市公安局和工人文化宫等单位无偿作画；他都是有请必应，积极挥毫，不摆架子，不要报酬。他说：“书画艺术来之于社会，就应该为国家、为人民尽点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