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竹子是不寻常的植物，爱竹、咏竹、画竹者代不乏其人，最著名的当数王子猷和郑板桥。

　　王子猷曾暂借别人空宅，一住下便令种竹。有人很不理解：“暂住几天而已，不嫌麻烦吗？”他“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郑板桥“专画兰竹，五十余年不画他物”，自谓“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

　　竹子的确可爱，青翠碧绿，身姿挺拔，怡然安详，宜烟宜雨又宜风。“凡花之妙，在于香色。而竹则无色无香，独妙于韵。”此语可谓竹之知音。

　　但古人爱竹，不只因竹子本身，更倾注了自身的情感。竹子外形刚劲而神韵飘逸，恰如隐逸君子，既潇洒脱俗、超然不凡，又刚直不阿、不为强势所迫。

　　从某种意义上说，嵇康即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丛竹林。

　　事实上，最早与竹子联系在一起的文人群体，就是以嵇康为核心的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之名，始见于东晋孙盛的《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修武），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这段文字确立了三个要点：第一，七贤的核心是嵇康；第二，七贤活动的地方，在河内山阳（今修武县）；第三，他们共七个人，聚会于竹林。

　　孙盛之后，关于“竹林七贤”的记载越来越多，遂成千古定论。但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位著名的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竹林七贤”其实与竹林并无关系。此论石破天惊，围绕其观点的争论，至今未息。

　　“竹林七贤”与竹林有关吗？

　　提到竹林七贤，我们就会想到一幅画面：千竿翠竹掩映，七位高人或举杯畅饮，或手挥五弦，或仰天长啸，自由自在，绝无拘束，洒脱风流。

　　在一般人心目中，“七贤”与“竹林”有着必然的联系，事实上，这一联系已确立千年。关于嵇康、阮籍、山涛等七贤同游竹林的记载，自东晋初年见于史传后，一千多年几乎没人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但70多年前，著名学者陈寅恪却首发新论，认为嵇康等其实并无所谓“竹林之游”，西晋末年，因“格义”之风盛行，“七贤”被加上了“竹林”这一文化符号。

　　“格”的意思是比较，“义”是“名称”、“概念”。“格义”就是用类比解释跨文化背景的概念。魏晋南北朝，僧人们借助中国固有的思想解释佛教，比如用魏晋玄学的“无”，来解释佛教的“空”，以此使人理解佛教，由此发展出“格义佛教”，成为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过程。

　　佛教有一个著名故事：释迦牟尼弘扬佛法时，有位叫迦兰陀的人茅塞顿开，开始崇信佛教。为表示虔敬之心，他捐出了自己的一片竹园，并在竹园内建造精舍（精致的房舍），供佛陀及其弟子居住。这成为佛教寺院的前身，史称“竹园精舍”。

　　陈寅恪认为，格义之风盛行的背景下，人们把“七贤”与“竹园精舍”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了“竹林七贤”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当初七贤未必游于竹林，所谓“竹林高会”、“竹林笑傲”、“竹林酣畅”，都是倾慕“七贤”的人演绎出来的。

　　陈寅恪并没有详细展开论证，只是一个“大胆假设”，但他的观点影响了很多人，一些学者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发展，对“竹林七贤”说进一步“证伪”，认为竹林七贤在性格、年龄、居住地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可能同时聚会于山阳，还有人考证造假者，认为可能是东晋谢安、王导等人。

　　清华教授王晓毅在焦作实地考察，并梳理与竹林七贤有关的文献资料，对陈寅恪的观点提出全面反驳。他最有力的反驳有两点：其一，据古代文献记载，修武一带盛产竹子；其二，当时佛教中，多翻译为“竹园精舍”，仅有极少情况翻译成“竹林精舍”，如果比附的话，那该叫“竹园七贤”。

　　王晓毅的努力并没有说服所有人。在百家讲坛讲“竹林七贤”的学者刘强，就倾向于相信陈寅恪是对的。刘强举出的依据有：竹林七贤的诗文中，几乎找不到竹林的影子，作为竹林之游的东道主和核心，嵇康的诗文中更是没提一次竹子；而上世纪六十年代，南京出土的与“竹林七贤”画像砖中，有松树，有垂柳，有银杏，唯独没有竹子。

　　刘强认为，“竹林七贤”是在文化传播中形成的概念。“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七贤纵情山水，亲近自然，鄙薄权贵，向往自由，本色而风流。他们的故事令后人神往，在东晋广为传扬，直到与佛家“竹林精舍”的故事相遇、相容，两者同样具有超尘脱俗的精神内涵，因此“七贤”逐渐与“竹林”融为一体。

　　“竹林七贤”与自然界的竹林到底有无关联？至今也无定论。不过，即便陈寅恪是对的，“竹林”嫁接到“七贤”之后，也必然被赋予更为深广的文化内涵，竹子这种自然物，因此具有了儒家的正直、道家的逍遥、佛家的空寂。

　　中国古人对竹子的深爱，或许正是从“竹林”与“七贤”的联结开始。

　　打铁种菜当“驴族”

　　陈寅恪在提出“竹林七贤”是被“格义”的产物时，也讨论了所谓“七贤”。当时与嵇康交游的人甚多，吕安、阮侃、袁准、赵至等都没有跻身“七贤”之列，陈寅恪先生认为，这是要比附《论语》。

　　《论语·宪问》说：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孔子说：“贤能的人避开乱世，次一等的人避开乱邦，再次一等的人避开难看的脸色，更次一等的人避开难听的恶言。”孔子又说：“这样做的人已经有七位了。”）大约因此，“竹林之游”的人数定位七个。

　　即便是维护传统观点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从史籍记载来看，七贤能聚齐的时间很有限。一般认为，“竹林七贤”是一个松散的文人群体，甚至可能不是一个实际的群体。

　　尽管如此，以嵇康为核心的名士聚会，却是真实存在、无可置疑的。“山阳会”是魏晋之后常用典故，用以指故友聚会，而“山阳笛”、“山阳泪”则成为怀念故友的成语。

　　“山阳会”早期以嵇康、阮籍、山涛为中心，后来阮籍、山涛或被迫或自愿当了官，坚守山阳的嵇康与吕安、向秀组成了“山阳会”的主角。

　　吕安是东平（今山东东平）人，为人狂放不羁，“才器高奇”，与嵇康相识后，情趣相投，“服（嵇）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就是说，每当想念嵇康，他当即放下手中所有事，千里驱车造访。“千里命驾”的成语即由此而来。

　　后来，吕安干脆搬到修武，与嵇康做了邻居。而河内怀县（今武陟）人向秀也与他们志趣相投，搬来与他们为邻，三人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隐逸生活。

　　嵇康“性绝巧”，喜欢锻铁，手艺相当不错。嵇家有棵茂盛的柳树，他引泉水环绕，夏天甚清凉，他就在树下支起炉灶，拿起大铁锤，叮叮当当地打铁。

　　吕安喜欢种菜，自己开了园子，也忙个不亦乐乎。向秀则两头跑，或去帮吕安浇水，或来帮嵇康锻铁，他们自得其乐，“相对欣然，旁若无人”。

　　当鲜花盛开的春天，或层林尽染的秋季，他们有了心情，即结伴当“驴族”自助游，“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浪游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复修常业”。

　　这样的“驴族”生活，给嵇康带来无比的快乐。后来山涛推荐他做官，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不想当官的理由，其中一条便是：“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正是这段岁月，嵇康和向秀进入了学术黄金期，他们相互辩驳、彼此欣赏，分别写作了《养生论》和《庄子注》。嵇康的《养生论》富有原创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向秀的《庄子注》被人赞誉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吕安看后更感叹“庄周不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