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竹林七贤放荡不羁,纵情山水,酣饮高歌的根本原因,是不愿意陷入曹魏政权和司马氏激烈而残酷的权力之争。说白了,他们愤世嫉俗的言谈举止只是明哲保身的韬晦之计罢了。这是一种十分无奈的违心选择,心不甘,情不愿,才是他们的真实心态。名义上离开权力斗争的漩涡,而时时瞪大眼睛密切关注着双方的一举一动,才是他们的真实表现。

关于竹林七贤在焦作寓居和活动的具体时间,也是不少朋友关心的问题。以笔者愚见,我们不必在这个问题上过分拘泥。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不多的历史资料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据记载,竹林七贤在焦作的山水之游,应该分为两个时期。嵇康于甘露元年~四年(256-259年)到河东(今山西)修真访道,可以说是分水岭。前期为248-256年;后期为259-262年,大约总共经历了十五个年头。

竹林七贤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达数年的过程。244年(魏正始五年),时任河内郡功曹的山涛结识了寓居河内的嵇康、吕安,又将阮籍、向秀介绍给嵇康。之后,阮籍将自己的侄儿阮咸、朋友的儿子王戎介绍给嵇康。飘泊不定的刘伶加入竹林之游,则是“同气相求”。据《晋书·刘伶传》记载,刘伶偶然“与阮籍、嵇康相遇”,便“欣然神解,携手人林”,义无反顾。竹林七贤的形成,山涛功不可没,他是竹林七贤的发起者和前期的组织者。

应该指出,竹林七贤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仅仅是一个松散的文人墨客的小团体而已。再说,其人数也不仅是七人,应该还有吕安、赵至、郭遐周等人呢。

竹林七贤这一说法的根据,应该来源于他们249年(魏嘉平元年)某一天的聚会。证据是,这一年的初春,“高平陵之变”后,王戎的父亲王浑被牵连而贬官降职,发配到怀县(今武陟)任县令。此后,阮籍去拜访老朋友王浑,才在县政府里结识了神童王戎,并成为忘年之交。

年仅十五岁的王戎参加嵇康、阮籍这些大名士的聚会毕竟是家族的荣耀。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王氏家族都是竹林七贤故事的积极传播者。据记载,王氏家族在两晋把持朝政近百年之久,他们在玄学、清谈风靡一时的情况下,以神童王戎为先祖而自豪,对于竹林七贤故事的传播推波助澜。后来,这个故事由王氏家族的门人孙盛记入《魏氏春秋》,在历史上逐渐成为定论。

另一个证据是,248年以前,山涛、嵇康、阮籍都在洛阳气职。247年(魏正始八年),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权力斗争已经白热化。为了避免陷入权力之争的漩涡,他们先后逃离洛阳来到焦作避难。据史料记载,248年(魏正始九年),竹林七贤都没有在位任职的记录。

249年(魏嘉平元年)的高平陵政变之后,完全攫取了曹魏，大权的司马氏集团,从思想、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加快了改朝换代的步伐,六年之中,先废了齐王曹芳,后杀了高贵乡公曹髦,用灭族的酷刑把依附曹魏的大臣和名士诛杀殆尽。

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里,竹林七贤寄情山水,酣饮高歌,谈玄说虚的逍遥日子,实在无法逍遥下去了。同时,竹林七贤的内部也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分化,首先是山涛以司马氏亲戚的身份跑到洛阳,找司马师要了个官,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司马氏的怀抱连一点“孤芳自赏”的“名士风流”也不顾了。

263年(魏景元四年)初冬,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人中卧龙”嵇康,被司马昭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于洛阳。至此,在司马氏集团的铁血统治下,风云一时的竹林七贤,很快风流云散——阮籍、刘伶、王戎、向秀、阮咸接二连三地拜倒在司马氏的大旗之下。从此,竹林七贤在焦作那一段颇具浪漫色彩的历史,画上了个并不圆满的句号。更多资讯请关注中国竹制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