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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赋予“竹林七贤”阳刚特质
发布时间:2014-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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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瀑布从峭壁上一跃而下，直落山谷，飞珠溅玉，气势恢弘。
百家岩峭壁下，东边是嵇山，西边则是山谷，瀑布就从岩顶直坠山谷。陡直壁立的大峭壁不怒而威，奔腾而下的瀑布激情四溅，共同演绎着太行山的壮丽和阳刚。
嵇山上曾有嵇康的居所，这画面想必是他所常见。热爱大自然的嵇康，素来倡导“混乎与万物并行”，渴望与气韵生动的大自然浑然一体。既然如此，这太行山的阳刚大气上档次，不可能不影响到他。
“有了嵇康，竹林七贤就有了一种阳刚气质。”修武文化学者杨天亮说，在全国性的竹林七贤学术会议上，他只讲嵇康的阳刚性格，赢得一片掌声。
竹林七贤的身世、性格、人生选择差异极大。日本学者冈村繁甚至认为，这个圈子，是“曹马之争”中两派为“获取对方情报”凑到一起的。虽然山涛真的是司马懿家亲戚，嵇康也的确是曹操家女婿，但这日本人显然是想多了。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七贤之间差异之大。
有差异就有人来品评来论优劣。东晋初年，谢安的侄子谢玄和兄弟们谈论竹林七贤，就争起了孰优孰劣。当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之时，谢安抬起一只手制止了：
“先辈初不臧贬七贤。”意思是说，我们的先辈从来不对七贤乱加褒贬。
谢安是对的。如学者刘强所说，竹林七贤是一个整体，他们每个人都个性十足，参差百态，各尽其妙。如同七个音符，音色各异，长短不一，但组合在一起，就弹出一曲美妙动听的乐曲，丛生出一片独立、自由、放达、至情至性的竹林。如果过多争论孰优孰劣，就可能拆散了这片竹林。
但是，七贤优劣似乎是个挡不住的话题。南朝文学家颜延之做《五君咏》，把做了高官的山涛、王戎去掉，只留下其余五人；沈约做《七贤论》，推崇嵇康、阮籍，认为其他五人大为逊色，而在嵇、阮之间，他又更推崇嵇康。随后“七贤优劣”干脆被简化成“嵇阮优劣”了。
到宋代文人叶梦得，给问题做出了非常极端的答案：“（阮籍）若论于嵇康前，自宜杖死！”
此语一出，无数“阮籍粉丝”不服：这话也忒过分了吧？！
阮籍“穷途之哭”
阮籍是个爱哭的人。他赖以成名的82首咏怀诗写得幽怨“遥深”，如泣如诉，有人说“打开中国文学史，很难找到像阮籍那样爱哭的人。”
不仅诗中爱哭，现实生活中阮籍也经常哭，哭得撕心裂肺，莫名其妙。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他时常由着心情自己驾车出门，不走大路，漫无目的，一直走到山穷水尽、无路可走，才下了车，对着山野放声大哭一场，然后掉头回家。
阮籍为何这样爱哭？他的内心为何有那么多的孤独寂寞、痛苦忧愤？
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子，他“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与嵇康正是同类，所以第一次见面他们即“契若金兰”，成为“竹林之游”的两大核心人物。
但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发生的高平陵之变，改变了阮籍的生命轨迹。魏明帝曹叡临终之时，令司马懿和曹爽为辅佐大臣，“夹辅”新小皇帝曹芳。嘉平元年，曹爽带着小皇帝前去高平陵祭奠曹叡，司马懿乘机策动政变，掌握了曹魏政权。
为巩固司马氏对政权的控制，心狠手辣的司马懿进行了残酷的杀戮，他给曹爽及其亲信扣上谋反的罪名，全部处死并“夷三族”—父族、母族、妻族全部杀光，一个不留，即便已出嫁的女儿也抓回来杀掉。一夜之间，大约三十万人的洛阳城中，数千人被砍头，血腥和恐怖在城中弥漫。
自高平陵之变到西晋建立，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司马氏为了篡夺政权，一次次镇压曹魏势力反抗，一次次血腥杀戮，全国被恐怖笼罩。
为了收买人心，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网罗名士，为自己装点门面。
此时阮籍年近四十，名头极为响亮，司马懿首先瞄上了他，发出征召令，让他到自己手下任职。
此前，阮籍曾经三次辞谢高官的征召，但这一次却与之前不同。司马氏初掌政权，继续树立权威，不合作会被当成挑战，无异于自寻死路。
万般无奈之下，阮籍接受任命。此后十多年，他又先后被迫在司马师、司马昭手下任职。
一个率真任性、至情至性的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做违背心愿的事情，这无疑会带来极大的痛苦。正是因为要发泄这样的痛苦，阮籍的诗才有那么多的悲悲切切，也才有那么多的类似“穷途之哭”的怪诞。
公元263年，司马昭要加封晋公，要阮籍写劝进表，阮籍万般无奈写了这个东东。文章写得很好，洋洋洒洒，才气纵横，当时被称为“神笔”。但阮籍自己却郁闷不已，没多久即郁郁而终。
嵇康“广陵散绝”
虽然同为竹林名士，都是随性重情的人，但嵇康的性格与阮籍大不相同。
阮籍很谨慎、很能忍。他可以有很多不合礼法，却发自内心真情的举动，但在现实政治中，小心谨慎，能低头时就低头，不愿得罪任何人，“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现代学者雷海宗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阮籍可说是这种处事方式的代表。
而嵇康是个敢说话的人，遇到不公不平的事，他忍耐的功夫比阮籍差远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
嵇康是曹操的曾孙女婿（一说是孙女婿），有人说这个身份影响了他一生。其实，在“曹马之争”中，嵇康并没有被牵连进去。高平陵之变前，20多岁的嵇康即远离官场，过着逍遥自适的生活；高平陵之变后，为防患未然，司马懿下令将曹魏诸侯王公全部拘捕，押解到邺城软禁，这时嵇康也没有受到影响，显然他并不是监控对象。
司马昭掌权后，征召名气越来越大的嵇康做官，但嵇康早已立志不仕，远走他乡躲了三年，得以脱身。从这点看，他确实比阮籍爱憎分明，敢于担当。余秋雨在《遥远的绝响》中，对嵇康显然更为赞赏：
“嵇康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等的可爱人物，他虽与阮籍并列，而且又比阮籍年少，但就整体人格论之，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比阮籍高出许多……对于自己反对什么追求什么，嵇康比阮籍更明确、更透彻，因此他的生命乐章也就更清晰、更响亮了。”
嵇康之祸，看似偶然，但其实绝对是“性格决定命运”。
吕安之妻貌美，被他哥吕巽 （xùn ）迷奸，吕安十分愤恨，要状告吕巽。嵇康与吕巽、吕安兄弟均为好友，劝吕安先隐忍，由他出面谴责吕巽。但吕巽害怕报复，遂先发制人，反诬告吕安不孝，吕安遂被抓捕，并判决流放。流放途中，吕安气愤难平，给嵇康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其中有“顾影中原，愤气云涌”、“披艰扫难，平涤九区”之语，大约这信还没到嵇康手里，就被截获，成了谋反的证据，吕安从流放途中被抓回，投进了大牢。
嵇康为此气愤难平，他写了《与吕长悌（即吕巽）绝交书》，然后“义不负心”，只身赴洛阳为吕安辩护，结果也被抓进监狱。
嵇康被抓，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太学生数千请之”，“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
这样的情形，嵇康怎么也罪不至死。但与嵇康有宿怨的钟会“使了坏”，他对司马昭说了两点：“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据说这两句话打动了司马昭，让他觉得应处死嵇康和吕安。但一些研究者分析，司马昭决定处死嵇康的真正原因，是嵇康的拒绝他征召的不合作态度。
“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嵇康的死，不仅让当时的人“莫不痛之”，几乎所有后世论者也“莫不痛之”，如学者刘强所说，嵇康死了，他的独立、自由精神却永垂不朽！他的死，提升了生命的尊严，也丰富了死亡的价值。后人喜欢竹林七贤，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嵇康。他不畏强权、捍卫尊严，赋予竹林七贤一种阳刚的特质，提升了竹林七贤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上的地位。
百家岩峭壁下，东边是嵇山，西边则是山谷，瀑布就从岩顶直坠山谷。陡直壁立的大峭壁不怒而威，奔腾而下的瀑布激情四溅，共同演绎着太行山的壮丽和阳刚。
嵇山上曾有嵇康的居所，这画面想必是他所常见。热爱大自然的嵇康，素来倡导“混乎与万物并行”，渴望与气韵生动的大自然浑然一体。既然如此，这太行山的阳刚大气上档次，不可能不影响到他。
“有了嵇康，竹林七贤就有了一种阳刚气质。”修武文化学者杨天亮说，在全国性的竹林七贤学术会议上，他只讲嵇康的阳刚性格，赢得一片掌声。
竹林七贤的身世、性格、人生选择差异极大。日本学者冈村繁甚至认为，这个圈子，是“曹马之争”中两派为“获取对方情报”凑到一起的。虽然山涛真的是司马懿家亲戚，嵇康也的确是曹操家女婿，但这日本人显然是想多了。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七贤之间差异之大。
有差异就有人来品评来论优劣。东晋初年，谢安的侄子谢玄和兄弟们谈论竹林七贤，就争起了孰优孰劣。当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之时，谢安抬起一只手制止了：
“先辈初不臧贬七贤。”意思是说，我们的先辈从来不对七贤乱加褒贬。
谢安是对的。如学者刘强所说，竹林七贤是一个整体，他们每个人都个性十足，参差百态，各尽其妙。如同七个音符，音色各异，长短不一，但组合在一起，就弹出一曲美妙动听的乐曲，丛生出一片独立、自由、放达、至情至性的竹林。如果过多争论孰优孰劣，就可能拆散了这片竹林。
但是，七贤优劣似乎是个挡不住的话题。南朝文学家颜延之做《五君咏》，把做了高官的山涛、王戎去掉，只留下其余五人；沈约做《七贤论》，推崇嵇康、阮籍，认为其他五人大为逊色，而在嵇、阮之间，他又更推崇嵇康。随后“七贤优劣”干脆被简化成“嵇阮优劣”了。
到宋代文人叶梦得，给问题做出了非常极端的答案：“（阮籍）若论于嵇康前，自宜杖死！”
此语一出，无数“阮籍粉丝”不服：这话也忒过分了吧？！
阮籍“穷途之哭”
阮籍是个爱哭的人。他赖以成名的82首咏怀诗写得幽怨“遥深”，如泣如诉，有人说“打开中国文学史，很难找到像阮籍那样爱哭的人。”
不仅诗中爱哭，现实生活中阮籍也经常哭，哭得撕心裂肺，莫名其妙。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他时常由着心情自己驾车出门，不走大路，漫无目的，一直走到山穷水尽、无路可走，才下了车，对着山野放声大哭一场，然后掉头回家。
阮籍为何这样爱哭？他的内心为何有那么多的孤独寂寞、痛苦忧愤？
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子，他“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与嵇康正是同类，所以第一次见面他们即“契若金兰”，成为“竹林之游”的两大核心人物。
但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发生的高平陵之变，改变了阮籍的生命轨迹。魏明帝曹叡临终之时，令司马懿和曹爽为辅佐大臣，“夹辅”新小皇帝曹芳。嘉平元年，曹爽带着小皇帝前去高平陵祭奠曹叡，司马懿乘机策动政变，掌握了曹魏政权。
为巩固司马氏对政权的控制，心狠手辣的司马懿进行了残酷的杀戮，他给曹爽及其亲信扣上谋反的罪名，全部处死并“夷三族”—父族、母族、妻族全部杀光，一个不留，即便已出嫁的女儿也抓回来杀掉。一夜之间，大约三十万人的洛阳城中，数千人被砍头，血腥和恐怖在城中弥漫。
自高平陵之变到西晋建立，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司马氏为了篡夺政权，一次次镇压曹魏势力反抗，一次次血腥杀戮，全国被恐怖笼罩。
为了收买人心，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网罗名士，为自己装点门面。
此时阮籍年近四十，名头极为响亮，司马懿首先瞄上了他，发出征召令，让他到自己手下任职。
此前，阮籍曾经三次辞谢高官的征召，但这一次却与之前不同。司马氏初掌政权，继续树立权威，不合作会被当成挑战，无异于自寻死路。
万般无奈之下，阮籍接受任命。此后十多年，他又先后被迫在司马师、司马昭手下任职。
一个率真任性、至情至性的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做违背心愿的事情，这无疑会带来极大的痛苦。正是因为要发泄这样的痛苦，阮籍的诗才有那么多的悲悲切切，也才有那么多的类似“穷途之哭”的怪诞。
公元263年，司马昭要加封晋公，要阮籍写劝进表，阮籍万般无奈写了这个东东。文章写得很好，洋洋洒洒，才气纵横，当时被称为“神笔”。但阮籍自己却郁闷不已，没多久即郁郁而终。
嵇康“广陵散绝”
虽然同为竹林名士，都是随性重情的人，但嵇康的性格与阮籍大不相同。
阮籍很谨慎、很能忍。他可以有很多不合礼法，却发自内心真情的举动，但在现实政治中，小心谨慎，能低头时就低头，不愿得罪任何人，“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现代学者雷海宗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阮籍可说是这种处事方式的代表。
而嵇康是个敢说话的人，遇到不公不平的事，他忍耐的功夫比阮籍差远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
嵇康是曹操的曾孙女婿（一说是孙女婿），有人说这个身份影响了他一生。其实，在“曹马之争”中，嵇康并没有被牵连进去。高平陵之变前，20多岁的嵇康即远离官场，过着逍遥自适的生活；高平陵之变后，为防患未然，司马懿下令将曹魏诸侯王公全部拘捕，押解到邺城软禁，这时嵇康也没有受到影响，显然他并不是监控对象。
司马昭掌权后，征召名气越来越大的嵇康做官，但嵇康早已立志不仕，远走他乡躲了三年，得以脱身。从这点看，他确实比阮籍爱憎分明，敢于担当。余秋雨在《遥远的绝响》中，对嵇康显然更为赞赏：
“嵇康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等的可爱人物，他虽与阮籍并列，而且又比阮籍年少，但就整体人格论之，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比阮籍高出许多……对于自己反对什么追求什么，嵇康比阮籍更明确、更透彻，因此他的生命乐章也就更清晰、更响亮了。”
嵇康之祸，看似偶然，但其实绝对是“性格决定命运”。
吕安之妻貌美，被他哥吕巽 （xùn ）迷奸，吕安十分愤恨，要状告吕巽。嵇康与吕巽、吕安兄弟均为好友，劝吕安先隐忍，由他出面谴责吕巽。但吕巽害怕报复，遂先发制人，反诬告吕安不孝，吕安遂被抓捕，并判决流放。流放途中，吕安气愤难平，给嵇康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其中有“顾影中原，愤气云涌”、“披艰扫难，平涤九区”之语，大约这信还没到嵇康手里，就被截获，成了谋反的证据，吕安从流放途中被抓回，投进了大牢。
嵇康为此气愤难平，他写了《与吕长悌（即吕巽）绝交书》，然后“义不负心”，只身赴洛阳为吕安辩护，结果也被抓进监狱。
嵇康被抓，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太学生数千请之”，“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
这样的情形，嵇康怎么也罪不至死。但与嵇康有宿怨的钟会“使了坏”，他对司马昭说了两点：“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据说这两句话打动了司马昭，让他觉得应处死嵇康和吕安。但一些研究者分析，司马昭决定处死嵇康的真正原因，是嵇康的拒绝他征召的不合作态度。
“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嵇康的死，不仅让当时的人“莫不痛之”，几乎所有后世论者也“莫不痛之”，如学者刘强所说，嵇康死了，他的独立、自由精神却永垂不朽！他的死，提升了生命的尊严，也丰富了死亡的价值。后人喜欢竹林七贤，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嵇康。他不畏强权、捍卫尊严，赋予竹林七贤一种阳刚的特质，提升了竹林七贤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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